定律一：民间投资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政府投资是由财税政策决定的

经济要想增长，投资是第一位的，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的增长却是由不同的政策决定的。民间投资的增长主要与货币政策相关，政府投资的增长从根本上取决于财税政策。民间投资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环境宽松，民间投资可以大举扩张。金融环境收紧，民间投资则必须大幅收缩。所以民间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与金融政策的扩张与收缩一致的。而政府投资虽然也可以依赖债务融资，但从根本看则主要依赖财政税收，所以财税政策非常重要，财税收入能否增长是决定政府投资可以增长多少的根本因素。

定律二：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增长，房地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的。基建和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我的经济学中有个“产业压制”理论，就是讲的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压制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所有产业的发展构成压制。如果没有高速公路，铁路，电网，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率先完善，一个国家的产业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基础设施通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市场也就扩大到哪里。基础设施的效率有多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前提。消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是消费的载体，房地产发展的越好，消费就发展的越好，房地产的质量越高，消费的质量也就越高。宏观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要抓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牛鼻子，产业和消费才可以都发展起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一个由政府完成，一个由民间完成，都应该同样重视。

定律三：宏观经济决定企业生死，微观经济决定企业大小

企业家做企业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要抬头看天，也要低头看路。企业往往成于趋势，败于周期，宏观经济决定着经济的风口与红利所在，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大。企业家的成功都是趋势的产物，站在宏观经济的风口之上，再加上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败。企业发展要顺势为，而不是逆潮流而动。企业的失败往往也并非经营问题，而是因为宏观经济周期问题，企业家不仅面临面临十年一次的宏观经济周期，也时刻面临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及时预知到这些宏观经济的变化，就很容易失败。而微观经济只决定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企业能把规模做到多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其成败都是宏观经济的产物。企业家要擅长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跟上宏观经济的步伐。

定律四：微观竞争淘汰的多是落后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淘汰的多是最优秀的企业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机制，竞争机制在微观层面保证了企业的优胜劣汰。宏观经济正好相反，发生宏观经济危机时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生金融的紧缩，越优秀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越优秀的企业往往杠杆越大。这是因为越优秀的企业，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因此导致越优秀的企业，债务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负”。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突然紧缩，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最先出问题。因此，经济危机淘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产能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国家经济要恢复元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我们绝不能误将宏观经济危机当成淘汰落后企业的手段。从现代来看，货币的周期性收缩与扩张已经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每一轮货币周期都会淘汰一大批优秀企业。所以我提出“单一财政调控”，主张经济无波动增长。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控制民间的投资，这样既能熨平经济周期，也不会对民间生产力产生破坏。

定律五：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内生性通货膨胀，货币增长带来的是外生性通货膨胀

笔者创新了通胀理论，将通胀分为内生性通胀和外生性通胀，其实内生性通胀是经济增长带来的，与货币因素无关，内生通胀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改善导致劳动成本上升造成的，内生通胀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关系，内生通胀率一般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外生通胀主要由生产要素短缺和货币因素引起，大家经常听到的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胀属于外生性通胀，内生通胀是经济增长中的必然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理，只有经济增长过快，通胀特别明显才需要通过经济降速缓解通胀压力。外生性通胀则需要治理，如果是因为货币过多引起的，则需要减少货币投放，如果是因为生产要素短缺引起的，则需要利用产业政策加大生产要素的供给。

定律六、货币是越用越多，财政是越用越少

治理宏观经济，不能用财政思维去理解货币思维，货币的运行规律是完全不同于财政的，绝大部分货币不是发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发出来的货币是基础货币，用出来的货币是派生货币，企业投资所用的货币绝大部分都是派生货币，财政是越用越少的，但货币却是越用越多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仅没有挤出效应，还有促进效应，政府贷款就会同步创造出派生存款，而这些派生存款就可以用于民间投资，“货币数量论”严格来说只适用于银行出现之前的时代，银行出现之后，就已经很大程度上失效，当然也不是完全失效。那些用财政思维理解货币运行的人都是不懂宏观经济学的人，一个人如果搞不懂货币与财政运行规律的区别，也搞不了宏观经济治理。

定律七：需求不足会引起生产性经济危机，货币不足会引起金融性经济危机，税收不足会引起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笔者将宏观经济危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型经济危机，这三种危机爆发机制，治理方式都不一样，其中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以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为主，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以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为主，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危机以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为主。在十九世纪，产业门类很少，科技革命导致某个新生行业产能产生剧烈波动，都会带动整个经济出现繁荣或危机，所以很容易爆发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产业门类已经足够多，单一产业的波动很难再能造成整体经济波动，但是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泡沫传染到各个行业，从而形成金融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等，所以，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一世纪，产业门类更多，经济越来越复杂，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财税结构满足政府支出的扩大，国家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常态。凯恩斯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需求不足，适合治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将经济危机归结为货币不足，比较适合治理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笔者提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概念，认为财税不足导致了政府债务危机，所以笔者的新财税经济学适合治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定律八：“低供给难度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高供给难度高产品”增加可以治理经济危机

在我的平衡经济学理论中，将市场上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是高供给难度产品，一种是低供给难度产品。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般在市场上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低供给难度低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一般发生经济危机时，供给过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而很少发生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过剩。经济危机来临时不需要去产能，因为经济周期很短，被去掉的产能，过不了一两年还需要加倍恢复过来。无论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对于一个没有达到发达状态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时，只需增加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供给，经济就可以恢复平衡，让经济走出危机。高供给难度的产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水利设施、军工设施、环保设施、大型科技研发项目等，这些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增加了，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平衡，而平时如果要促进经济更快增长，也可以采取措施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

定律九：经济量的增长靠加法，经济质的增长要靠乘法。

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加法式增长”和“乘法式增长”，传统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拉动，这就是“加法式”的增长，加法式增长更多的是带来经济量的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乘法式”的增长，是依靠经济效率提高的增长。因此笔者提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理论，分别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三者之间是乘数关系。其中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来可以称为供给效率，只要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才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基于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乘法增长。因此经济管理应该注重经济效率的管理，经济效率提高了，经济自然就增长了。

定律十，新产品的出现只会提高民众生存成本，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才可以增加民众收入

笔者在生存经济学中提出，幸福指数取决于收入与生存成本之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指数越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产品的出现是导致生存成本升高的原因，而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导致民众收入提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新产品出现后都会成为民众生存成本的一部分，都需要用我们的收入去购买，都会称为生存压力的一部分，都会降低幸福感，而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则可以提高民众的收入，因为收一个国家民众入的提高是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可以提高民众收入，提升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