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企业讲科普，天然不可信”，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主体，企业在科学知识的推广宣传中，功利性、目的性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容易喧宾夺主。不科学、乱忽悠的市场行为，经常被贴上“智商税”的标签，一些不好的声音似乎让企业在推动科学传播事业中面临着信任危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对于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教育是影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主要因素，加之政府引导也有助于推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突出。但事实上，科学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学生课本上的知识多数比较浅显，科技展馆因为经费和承载力等各方面原因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企业涉及行业众多，如生物、能源、化工、制造等多个领域，恰好可以弥补科学传播内容单一的问题。近年来，作为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在科技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也在逐年加大。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R&D 经费总量已达到22143.6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中，企业R&D 经费投入达16921.8 亿元，占全社会R&D 经费的76.4%。相比于2008年3381.7亿元的投入翻了数倍。企业一头关联市场，一头关联消费者，既能与时俱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专业知识广泛触达消费者，又能实时接收反馈，反哺到自身技术的精进。除了科技展馆、科普期刊、科技比赛、专家讲座和培训外，企业更容易推动科学传播的方式，便是借助产品来展示。因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大众往往对一些新潮的科技产品更感兴趣，而理解起来也不会太过晦涩，或参观体验、或深入车间，这种通过产品展示收效颇丰的科学传播方式成为企业的独有，而同时也成为企业塑造品牌形象、推广创新产品的重要渠道。经济效益是一方面，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企业将科学传播纳入承担社会责任的范畴。根据数据，到2017年，上市公司提及科学传播的报告数量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总数已达40.5%，尽管有政策的推动，但也说明了企业自主意识的提高。如国家电网、中国核电通过新媒体技术制作的科普动画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当然，正向反馈居多的同时也不乏有投机分子打着科学传播的名义虚假宣传，谋取私利。比如有饮品品牌在公告中宣称其产品有延长寿命大约10%的功效，并配以相关研究项目，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而事实上完全是无稽之谈。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一方面反映了许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公众科学意识的淡薄以及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不对等等深层次问题。近现代将“科学”概念以振聋发聩的气势敲进国人脑海中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他以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而其科学观被认为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格局”，直至今日仍影响着人们对科学、民主等重要议题的理解。然而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体的局限性等多方面因素，知识分子虽把人们从迷信、愚昧中解放出来，但也树立了科学的绝对权威，将“科学”与“正确”完全划了等号，使人们从“神佛”转向了对“科学”的绝对崇拜，而与科学最宝贵的内涵——理性精神与批判性思维背道而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科学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是由政府包办、自上而下、宣传灌输式的传统科学普及，强调科学权威、科学信仰，少讲科学方法与过程，也不会讨论科学的局限性与科学家的过失。直到90年代，公众理解科学概念渐渐进入中国。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公众希望了解更全面的科学，应该为公众还原科学的全貌，并赋予公众科学话语权。之后，公众反思科学出现，公众开始对科学风险进行批判与质疑，并争取更多对话和表达思想的权利。由最初的中心广播模式到公众逐渐参与、反思、批判，公众的科学素养、科学意识一步步演进，但几十年过去，受科学“权威性”影响的群体仍然不在少数，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据相关文献资料，美国2008年时就达到10%，瑞典2005年达到35%，加拿大2014年达到42%。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科学素质帮助人进行批判性思考，做出明智的决定，掌握技术以及适应变化和发展。提升科学素质，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个人的多元参与。科学不等于正确，任何时候，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都闪烁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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