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31日下午，以“原生地•心动力”主题的世界茶源地文化研讨会在普安召开。会上，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学者何京应邀作主旨演讲，小编特将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45年前，卢其明先生在普安晴隆交界的云头山发现了四球茶化石，这使晴隆普安成了一个茶的生物地标。今天，弥漫天下的茶产业和茶文化，与之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和建构它的意义？我以“历史文化视野下的普安茶——浅谈普安茶与当地历史文化的相互加持”这个题目，来谈谈我粗浅的认识，就教与各位专家。

一、物竞天择，晴隆普安茶化石的生物学意义。

如果把眼光投向160万年以前，这颗化石以生命形式存在的年代，那时的地质年代是新生代的第四纪。地球构造趋于稳定。经历第五次生物大灾变以后，这一时期生物界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也就是更接近于现代的面貌了。被子植物大增，占据了植物界的80%~90%。温度、降水、光照和营养，对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来说，是重要影响因子，强烈地影响着植被的地理格局。茶树喜欢温暖湿润，因此，贵州云南一带，成为茶树的发祥之地。那一颗茶化石，就是最准确的物证。我们可以把普安一带表述为茶树这个物种的原生区域。经同源分居以后，由于各自所处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再经过漫长历史的繁衍过程，茶树自身的缓慢生理变化，从而使茶树朝着各自适应所处的气候、土壤而改变自身的形态结构和代谢类型发展，形成了茶树不同的生态型。位于热带高温、多雨、炎热地带的，逐渐形成了湿润、强日照性状的大叶种乔木型和小乔木型茶树，位于温带气候中的，逐渐形成了耐寒、耐旱性状的中叶种和小叶种灌木型茶树。位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亚热带地区的，逐渐形成了具有喜温、喜湿性状的小乔木型和灌木型茶树。晴隆普安处于这个扇面分布的地理中心。当然，凭这个化石延展的生物发展史过程，直接搭接今天的茶历史和茶文化，是有逻辑缺失的。那时还没有人类文明，更没有文化。我们只能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谈茶树作为一种植物种类，与普安这片土地的联系。而用过多的文化意向去描述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需要以它为源头，挖掘历史，把生物学物种意义的茶，和人类文明意义的茶，茶文化意义的茶之间链接起来，才能无懈可击，并丰富普安茶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物种驯化，普安茶的人类文明意义

茶树从原始型形态向进化型形态的变化，主要外源因素是地理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这就是人类文明告别采集时代和狩猎时代，而进入农耕时代的成果，我们人类今天的食物链，主要还是这些成果的延续。野生茶树的驯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在茶树系统进化上的连续性、阶段性和不可逆性。

从现有的史料看，古濮人是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种茶用茶的族群，可称最古老的茶农。在远古漫长的历史时光里，是濮人逐渐驯化了茶树这一原生物种，并建立起茶与人类生活乃至生命的关系。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云南重要的茶产区，临沧、西双版纳和普洱，主要生活着布朗族、瓦族和德昂族，这些民族就是古代百濮系的后裔。而云南其他族系，比如百越系、苗瑶系、氐羌系生活的地方，产茶相对较少。这似乎也印证着濮人与茶树的深远关系。

古代濮人生活在西南的广大地区。有史料记载古牂牁江是濮人寄居的核心区之一，因而有牂牁濮一说。牂牁古国的主要族群就是濮人。后来演化为夜郎古国，那是后话。一说牂牁江就在乌江上游。因此黔中一带，也是濮人生息的主要区域。

说到普安，当然最早的地名称谓出现在元代。但“普”的由来，还有更加久远的说法。远古彝人把古濮人居住过的地方冠以“普”，可以推断普安也是远古濮人生息之地。

有云南史料谈到，云南濮人的来源，有远古时从贵州迁居而去，有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时从四川迁移濮人到滇中。远古濮人生息的区域，是至今古茶树保存最多的区域，以广西、云南为最多，贵州次之。我们把以上的信息串联起来——普安的茶化石——普安的濮人生息地——普安至今生长的几万株原生古茶树。那么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可以推断，在世界文明史上，普安是把原生茶树驯化奉献给人类的一片古老的土地。今天会前我们刚讨论了“世界茶源地资源保护利用普安宣言”，即将发布。其中提出推动建立普安古茶树博物馆，的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普安应有一席之地。

三、绵延与传播，寻找茶文化的普安意义

在三千至五千年以前，茶树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了的生物物种，已经从中国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流布全国许多地区。秦汉时代是中国茶文化的肇始时期。茶从一种日常饮品逐渐被赋予文化意义，从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记之一。到了唐宋时期，茶的种植、品饮、茶器、茶的理论著述的等等，已蔚成大观，形成一个文化系统。这时茶文化的勃兴之地在江浙福建等地。这时云贵一带，包括普安，茶文化乏善可陈。从目前史料所反映的历史面貌就是这样。

明清时期，贵州多地有产贡茶的历史记载。但客观地说，这些都只能看做地方土特产，不具备全国性的茶文化意义。明代中央政权建立庞大的朝贡体系，各地方需定期向中央进奉土贡，目的在于强化中央集权，明确臣属关系。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但也有一些土贡品类，由官府支付银两购买进奉，成为皇家、上层社会的生活常用品，并在更广大的地区流传，从而凸显了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

云贵地区首先形成全国性影响，继而在中国茶文化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云南的普洱茶。源于唐代的滇茶入藏，在元明已发展成兴旺的茶马互市，形成重要的跨区域物资交换。由明末而入清，云南茶事繁盛。茶寺、茶舍星罗棋布。徐霞客旅滇期间，对云南茶事的记载描述远比在贵州多。清代更是把滇茶作为以茶固边、以茶施政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的茶文化版图中，云南成为一个重要部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贵州，特别是普安，这个时期对中国西南茶文化系统的发展中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应该成为普安的茶文化遗产。这个结论的理由有三。其一，普安在1413年以前，很长时间行政隶属关系在云南，文化圈层也属云南。当然此处说的普安不仅指现在普安的行政区域。因为普安的行政区域历史上多次流动，范围比现在大得多。1413年贵州建省后划归贵州布政司。因此普安的文化源流因袭云南贵州两地。贵州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兴盛在于抗战时期。而普安云贵两地均沾，更为久远。它串联起贵州茶文化的古代、近代和现代，这正是普安与贵州其他茶产区重要的差异性。应该深入挖掘普安茶历史文化的丰富性。

其二，普安在滇茶传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滇茶入藏有千年历史，流布到中国西部广大地区，茶马互市又使滇茶具有战略物资和税收来源的重大意义。茶马古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历史上的滇西方向的滇藏道，滇川道都是重要的运输通道。但回、藏地区长路漫漫、险障重重；沿途土司设卡，时常还动乱堵塞。因此滇黔道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补充。普安为云南入黔第一站，在茶马贸易中位置十分重要。普安卫在明代就是中央政权在贵州交通要道上设置的十大卫所之一，重兵屯守。到了清代，滇茶在宫廷深受喜爱，在京城名声大振，需求量大增。滇黔道成为滇茶北进的主要通道。普安扼守滇黔道之要津，马帮载道，一路茶香。这番景象，应该构成普安茶文化的历史篇章。

其三，在滇茶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都有贵州人的身影。普洱茶蒸而成团的工艺和普洱茶名称，形成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促进川滇边界一带茶号兴盛是在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宁洱地域始称普洱。嘉靖年间，有普安著名蒋氏一族的蒋宗鲁，出任云南巡抚。他是贵州与云南分别开科闱试后普安第一个进士。作为云南的最高行政长官，对包括滇茶在内的云南经济发展，必有重要影响。到清代康雍乾时期，是云南普洱茶正式列为朝廷贡茶和冬季专用茶，并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友邦。普洱茶在朝廷和民间需求旺盛。但到乾隆时期，云南茶产区边关不靖。缅甸首领懵驳累率兵进犯云南，强迫中国民众向其纳税，扰乱生产生活，人民苦不堪言。云贵总督刘藻和杨应琚应对失策，十余年不能平定，反让懵驳的势力得以壮大。黔籍军官朱射斗领兵入滇，英勇作战，历时2年，攻克缅军营寨，平定变乱，立下赫赫战功。在转赴内地军职16年后，又被派往普洱任总兵，即普洱军分区司令。历时6年，后率普洱兵勇驰援西藏，平定廓尔喀(尼泊尔)军队的入侵。朱射斗战功卓著，是云南贵州古代官员在去世后由皇帝溢赐“勇烈”，并御赐碑文，钦赐立碑的唯一一位乡贤。可以说在清代，从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到德宏、腾冲，云南广大茶产区茶产业安定有序的发展，是有贵州籍人士贡献的。他们经过普安，告别家乡时，就以天下为己任，普安应该记下他们的行迹。直到光绪年间，云南在外国势力的侵袭威胁下，内忧外患。这是亦有黔籍官员履滇撑危局。光绪年贵州籍仕人唐炯，先入云南任巡抚，后又领巡抚衔任矿务督办，保障滇铜北运，前后历十五年。到民国时期，我伯母的父亲任可澄，我的祖父何麟书，都曾长期在云南任重要官职，今天我在普安这里，仿佛看见他们南去北归的身影。以上这些，都构成普安茶文化的历史时空背景，不断挖掘探寻，可以更加丰富和生动。以普安连接滇黔咽喉之地的区位，滇茶向中原的传播绕不开普安，这是中国西南茶文化的普安意义。

四、文化加持，做大做强普安茶产业

以上叙述的历史陈迹，还没有很准确的考证，也缺乏逻辑的严谨。但表达了一种思路取向，就是要以文化建构为推手，来促进普安茶产业的发展。茶产业是文化属性很强的产业。云南、福建、浙江的茶产业成就，无一不是文化的赋能和加持的结果。文化的建构需要包容性、高眼界和大格局。从生物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看，普安值得挖掘的内容很多，并且与贵州其他茶产区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茶产业在全县GDP占比上看，已经形成支柱产业。今天的普安茶，具有更多当代贵州茶的品质特点和文化特征。从未来发展看，普安茶产业相对县里其他产业而言，是包括种植、生产加工、营销、品牌等全产业要素都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产业，具有很大的战略主动。如何以文化加持，做好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的大文章，都具有很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期待在未来，普安能成为贵州的茶文化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