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灵活用工作为新经济条件下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的重要方案，将成为国家未来的战略性行业之一。一方面，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据教育部消息，2023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视频博主到付费知识生产者、独立设计师等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在宏观经济尚未完全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中恢复的情况下，区别于传统全日制劳动模式的灵活用工成为创造多元化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突破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国内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达2亿。另一方面，企业的人力成本红利正在消失，短期性项目招工难度大、用工规模难以把握，人事管理成本高，在与个体劳动者合作时还面临劳务纠纷隐患和涉税风险。由此，人员外包、岗位外包、项目外包、劳务派遣、兼职等“非标准雇佣模式”应运而生。灵活用工的本质是科技赋能下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空缺岗位和自由职业者，把人力资源的需求端和供给端灵活、动态地连接起来，使劳动者从“单位人”转变为“平台人”，使企业按需求用工，据结果付费，实现降本增效。灵活用工模式完成了从“人才为我所有”到“人才为我所用”的转变，承载着共享经济的理念和共同富裕的愿景。人瑞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联合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61%的中国企业使用了灵活用工，且这些企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减灵活用工规模。据测算，2017年至2021年间，我国灵活用工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0.5%；2022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34.9％，创近5年来新高；2027年我国灵活用工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在政策支持层面，“十四五”规划提出，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全面清理各类限制性政策，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依法支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支持用人单位依法依规灵活用工。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地方标准将“灵活就业人（the Gig Worker）”定义为：“自我雇佣并以个人身份从事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活动的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以灵活就业服务商“云账户”为例，灵活用工的应用场景包括生活管家、维保服务者、视频创作者、独立设计师等，电商、直播、物流、外卖配送和网约车等也是适用性较高的领域；万宝盛华（中国）的灵工业务包括IT专才及项目外包、职能岗位及共享中心外包、客服外包和营销外包。与之对应的，天津市地方标准将“共享经济平台（th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定义为：“利用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通过移动设备、评价系统、支付、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等技术手段有效地将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最优匹配，对数量庞大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撮合，通过撮合交易达到供需双方收益最大化并获得收入，具备法人资格的共享经济行业平台型公司。”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灵工平台可以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监管、薪资发放、对私结算、税务合规等问题。现存的灵活用工平台中跨场景、多领域的综合服务商居多，也有少量专注于某个细分行业的垂直玩家，如聚焦于社区服务领域、被称为“外卖骑手包工头”的趣活，专注于IT人才外包派遣、定位灵工高端市场的自由职客。此外，国企、大厂与第三方供应商合建或者自建灵工平台成为趋势。有观点认为，国企、国资、大甲方入局灵活用工赛道可能形成鲶鱼效应，在搅动原有竞争格局、威胁现有灵工平台的市场地位的同时，也刺激其加速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激发灵工行业的活力。当前灵工赛道中，成立时间较长的老牌人资企业凭借深耕领域多年而沉淀下来的技术优势和较高的数字化平台搭建程度，再加上规模效益和品牌优势，占据强势地位。即使大量的初创企业在近三年进入灵活用工赛道，市场的头部位置仍难以动摇。放眼国际来看，海外灵工市场相较国内更加成熟。美国是全球灵工劳动者渗透率唯一超过10%的地区，日本、欧洲的灵活用工渗透率分别为4%和5%，中国的灵活用工占比仅为1%，而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0倍，因此我国的灵活用工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此外，在“2021HRoot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50强榜单”中，除中智集团凭借189.5亿美元的营收位列第四外，其他上榜本土企业均在45名之后，这说明我国灵活用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基。在灵活用工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灵工劳动者的福利水平能否同步提升”成为政策、法规关注的焦点。许多灵工平台在其官网简介中都会强调，在灵工模式下，自由职业者与企业之间是商业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劳动关系，由此帮助企业规避劳务纠纷和涉税风险。但在实际的劳动争议案件中，部分法院认定二者之间为平等的合作关系，部分法院则认为二者构成事实劳动关系。2021年，外卖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一事引发关注，以避税、避社保、避雇主责任为目的而要求劳动者注册个体户的行为受到舆论谴责，随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相继发表声明，严禁诱导和强迫外卖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2023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建议在修改现行劳动法时增加一个专门章节予以特别规定，明确在劳动关系认定的基础上，增加“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用工类型，据实认定劳动关系标准，规范平台算法规则、税收监管体系等举措，以此维护灵活就业者合法权益。在社保和公积金方面，2022年《国务院关于财政社会保障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显示，我国部分群体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一些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创始人李东生建议修订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将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强制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畴，并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推出“工伤保险参保一键办理”，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便利性。全国政协委员、京东云事业部总裁曹鹏建议研究制定新就业群体公积金灵活发放制度。今年一月，国家医保局在部署2023年工作重点时提出，统一规范生育津贴支付政策，落实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工人员全方位纳入社会保障范畴，能显著增加劳动者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灵工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政策趋势下，灵工平台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薪酬结算平台和开票工具。事实上，头部企业要么本身就涉足人力资源全产业链，要么已经开始向涵盖灵工招聘、人事管理、税务结算和福利保障在内的综合型用工平台转变。随着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关的管理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灵工平台作为用工企业和劳动者的中间角色，可以起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作用，既不牺牲新业态经济发展，又不忽视从业者合法权益。业内观察人士指出，未来灵工平台有可能通过数字科技帮助政府构建动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分摊机制，辅助劳动者权益兜底保障，提升全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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