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依托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为支撑的高技术产业，具有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科技资本投入、高隐形资产的“三高”特性，能够有效保障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胀、低失业并存，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主流经济形态。为保障并推动“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构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多元协同、共享共治的监管体制，为“新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

创新监管的技术手段

“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很多交易过程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相比传统经济，“新经济”的每一笔交易发生的时间、地点、金额、主体信息、质量反馈等都需要在网络上有记录、可核查。这实际上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新经济”的监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监管部门应该充分运用大数据，把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对“新经济”监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工具和新途径，建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监管新机制，力争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实现“新经济”监管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对“新经济”的监管应实现基于计算机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做到身份数据化、行为数据化、数据关联化、思维数据化和预测数据化，在数据汇集的基础上发现规律、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进而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打破各类“新经济”监管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开放，形成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

创新“新经济”的监管模式

一是“平台型”监管。注重“平台”建设是“新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互联网平台在“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汇聚着产销双方、机构、个人、第三方等形形色色的参与者，既是交易的平台、数据的平台，也是信用的平台和消费者保护的平台。所以，监管部门要主动与平台协作，形成“平台型”监管，使“平台”成为政府和个体之间的媒介，形成政府管理平台，平台管理企业，企业管理个人的链条。监管部门在与平台的协作和互动中，可以将其中一些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于一时看不准的情况，则可以以平台为主，继续在各方互动中逐渐探索明晰。“十四五”时期，为了进一步促进“新经济”发展，实施多中心化的“平台型”监管模式，将成为一个明显优势。

二是“协会型”监管。为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监管中的作用，政府监管部门应督促“新经济”行业协会建立自律机制，在发展过程中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调节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保证“新经济”企业在健康轨道上快速发展。因此，“十四五”时期，政府对“新经济”的监管要取得实效，须与行业协会等各类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这是新时期提高政府对“新经济”监管绩效的重要举措。

以监管创新释放“新经济”发展红利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建立起以新业态、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新材料为内容的“新经济”体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获取“新经济”红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有效之举。

创新对“新经济”的监管，发展“新经济”，一要把握新基建机遇，厚植数字经济发展根基，抓住算力、数据、普惠AI等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瞄准“建设、应用、安全、标准”四大主线谋划推进，使“新经济”发展具备集网络基础稳固、数据智能融合、产业生态完善、平台创新活跃、应用智慧丰富、安全可信可控等特征于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

二要拓展新场景应用，全力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聚焦人工智能、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以应用为核心，通过试验空间、市场需求协同带动业态融合、促进上下游产业链融通发展，推动“新经济”从概念走向实践、转换为发展动能，促进科技型企业加快成长。

三要挖掘新消费潜力，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顺应居民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四要实施新开放举措，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叠加优势，搭建更高水平开放平台，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五要提升新服务效能，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的需要，大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